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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早有所言，篆刻乃小技。然此技令余迷恋之近20载。
印宗秦汉——
余初涉印技，始于汉印，如同面对生面孔，不明优劣，于是摹临无数。久之，自觉刀下生风，使刀如笔，运用自如。创作时也无需设计，拿来就玩。那种激情，现在觉来，虽有些蛮横，倒也偶得精品。
余喜汉印，爱其大方无偶、直道心肠。而汉印之大，却一直未能真正潜入或浮出，虽日久日长，渐长渐悟，却越来越觉玩好此小技也绝非易事。
有高人言“印之道，在乎明理，明理，方可进道得道”。此言始终警示与困扰余，何故?只因这理似有似无，就像沙子，攥在手中，紧之则漏，松之则流。噫！或许这正是此技之魅力所在！
汉印不同古玺，其印机内敛，气局宽转；而古玺则开合明在，疏密强为。故习汉印，即印运心机，又要平常心为之。明吴正肠《印可》云：“盖印有古法、有笔意，古法在按古不可泥古，笔意若有意又若无意，意在笔先，得心应手，可以自喻，不可以告人。”此言道出前述所意，又说明刀法如笔法，但也“有意又若无意”也。故而，论汉印之法，余以为不宜技法为上，心态平和，形式次之。然“平”“和”二字，非直解其意，也非刻意为之。后人以为汉印易学，然比之古玺，汉印最难。观明清诸家，流派众多，虽各自出新，然不足观，唯黟山派黄牧父得其一端。近人虽越明清诸家，直追秦汉，又有几人得其半端耳！言及当代印风，不如说是“淫风”，千其百态，五花八门。均言超越明清而有所发展，只是形式发展并未提高，为何？殊不知万法唯心，其难度亦于“平和”之心难为也。
余言汉印颇多，论及秦印，则多于机巧，奇趣横生，而汉印正中显奇，奇正相生，前后排次，秦印难与汉印并提，故印宗秦汉之言，不如印出秦汉、以汉为宗也。
印运心迹——
余制印，常常眼高手低，眼高只因明印理，眼底只因非古人，此语虽狂言，但也显现余之心态亦难于平和。故时而弃之，时而惜之。然心系之时，常浮想联翩。于是察方寸之间，凝天地万象。此印艺之道，可思，可悟，亦可传情达意也。及今，出奥运之会标，亦为“与时俱进”之举乎？印艺无国界也。故求印之道，亦如“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心仪而向往之。
余制印，亦拟秦汉之法，察方圆对比之由，悟起承转合之理，意在团练一气之象。此气象者，乃由技进道，而能入道出道，方自然得道，以达情传艺为乐耳。故余之印，虽营构印理，然非强求，喜即兴为之，印运心迹，非心机，求有意中之无意于佳乃佳者也。
六祖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皈依佛门，作偈语悟本性而得传心法，故万法唯心。为艺者若以象得象，则沦为凡夫俗道。故印之道，也若佛之道，既心是佛，须由心生耳！
大处精微——
为一友制印，朱文，拟古玺法，制毕，以为完善。友阅后，曰：好！但欠缺灵动。余审视片刻，遂微啄边框与内文折线相应。再阅，顿觉虚实相生，浑然一体。友悦然，疑问啄其何处？余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耳！可见大处在精微。司空图诗品“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也似有此意也。
胆敢独造——
可染先生曾言：可贵者胆，所要者魄。而于方寸间窥其魂魄，见其精神，谈何容易？
大处不言，言及细微，余常常困扰之。实则乃主次不明，虚实不清。古人制印，或挪借笔画，或就简拆繁，或穿插避让，或松紧相应……总能化险为夷，主次分明。所谓视之显神气即为此道。然决定此道者，当果断处之，在方寸中制造对比，又体现主次，在字法中不为所困，求同存异，方能统一。时而可以独造，冲破穴臼，此法自古有之，何况今人耳！
近代印家邓散木，精研历代印法，然制印又处处精微，失之大法，遂成习气；西泠社主吴昌硕，一生推敲石鼓，虽将秦汉写意，摹其自然残损，终不如牧父能意与古会、入古出新；徐三更篆法新体，却又流于媚俗；唯白石翁胆敢独造，晚年变法，单刀直入，大开大合，引天发神谶碑，借将军印一方，造自家印法。
当代印坛，胆敢独造者众多。然入眼者，又区区几人耳！？石开胆敢独造，然线似狐尾，渐成习气；彦湖胆敢独造，篆法新理异态，印法入古出新，可贵！然过于图式，失之自然；韩天衡未能独造，延展明清印法，鸟虫印超与古人，亦称高手；陈国斌最敢独造，涂鸦古印法则，推篆刻至极限，虽怪气横生，然招招按古法；唯鼎楼王镛，朴、拙、率、野，大气无饰，参鼎铭詔版、砖文残石，融吴、齐二法，亦古亦今。大象者！
以上褒贬，亦为戏言，只因当代不论当代，当为后世者论之。
之乎者也，渐显酸臭，思余所言，亦有不妥，只因此道独爱之。故制印之余，拾语成文，是为印思。
京华玖如堂主 殷延国
乙丑四月二十一日丑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