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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伟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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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情结的诗意挥写
日期: 2011-06-13  浏览: 1844
古典情结的诗意挥写
——评周伟钊的彩墨人物国画
                       聂  鑫  森
 
与著名国画家周伟钊论文三十余年,可谓相知甚深。我曾以《讷于言,敏于思,智于画》为题,评说过他的为人及所作的彩墨人物国画,自认为是准确的。他已年过五十,自少及长,永远是谦和沉静,洞察世事人情,不争名逐利,不指评家长里短,所有的心思都投放在他不倦的艺术追求中。少言寡语只是一种外在的表征,他的心灵世界及艺术思维却是极为活跃的,骨子里蕴含的是馨郁的传统文人气质,永远恪守着一种文人的理想和抱负,于是便生发出智慧的光辉。这种智慧之光,一一投射到他的彩墨人物画里,以一种无拘无束的笔墨,对他心中古典的情绪进行诗意的挥写,给人一种高远的境界,一个纯粹的精神空间,一道绚丽的人文风景。
周伟钊具有扎实的写实功底,他画过油画、水粉画,也创作过大量的连环画,发表的范围相当广泛,多次入选国展并获奖,也版了多种画集。他在多年前,就开始了彩墨人物画的探索与创新,并赢得了同道的激赏。
我十分喜欢他的彩墨人物画。
首先是题材的撷取。周伟钊蕴藏于心的古典情结,在他的创作中产生了巨大的能量,他往往以古代的文人、仕女、志士、仁人、义侠作为表现的对象,以他们富有诗意的日常生活来组织画面,从中阐释一种超尘脱俗、儒雅高拔的胸襟和气度。这类题材,虽是一种“历史记忆”,却分别是对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作出鲜明的对衬,并予以委婉的劝慰和针砭,有如清亮的泉水及和煦的清风,对现代人的心灵起着净化的作用。举凡下棋、读书、品茶、啤酒、观花、习武、吹箫、弄笛、作画、练字、参佛、静坐、默思,皆呈之于画家的笔下,而滚滚红尘则被摒之于千里之外,让观者进入这种古典的诗意氛围,遂平息躁动不安的情绪,如《一花一世界,一鹤一祥云》、《高秋对弈图》、《暮霭云烟直,西池禅声幽》、《蕉叶春风里,吹笛到黄昏》、《天地英雄气,忠义炳乾坤》等等。
周伟钊的彩墨人物画,走的是大写意的路子。他笔下的人物,既重形,更重意。变形、夸张、反对,是他常用的手法。他的变形,是基于对“形”的生动而准确的把握,但决不写实。特别是头部的夸大,与身体的比例形成对比,而放大的头部上,头发、胡须、眉、眼、鼻、嘴,都予以夸张,贯注此中的表情因而具有更加生动的表现力。钟馗的嫉恶如仇,关云长的忠颜义色,济公的疯颠、刚正,文人的飘逸高洁,仕女的妩媚可人……无不跃然纸上。作为人物陪衬的环境,画家也无一例外地进行高明的处理,无论花草虫鱼,无论奇石怪树,抑或人物手中的道具,皆勉笔草草,“得意忘形”,与主体人物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一把破扇一壶酒,乾坤四海任逍遥》中的济公,头部夸大,而帽子小巧,拢不住一头乱发;手中的破扇也大大缩小尺寸,腰间系着的酒葫芦则有半个身子大,把济公的那股子疯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蕉叶春风里,吹笛到黄昏》中,那个吹笛仕女手中的笛子却有意地加长,使人感到那笛管里储存了太多的如黄昏一样暗淡的愁怨之情。
特别是在一些大尺幅画面中,如《高秋对弈图》,出现了众多变形的人物:一组两人下棋,两人坐观,一人持书侧立而观;一对青年男女在池边观鱼;一组人物在吹箫、弹琴和听曲;另有一个人物在吟啸。年纪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的动作和表情各异,但极和谐地组织在一下画面上,疏密有致,动静互衬,营造出一种清洁、高远的气氛,非大手笔不可为。
画家在塑造人物时,还注意抓住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和内心情感的细节。《身闲无羁绊,狂饮不思家》中,一个男子袒腹舒脚侧倚一个巨大的酒葫芦而醉眠,另一个坐在稍后的男子捋袖端着酒杯,含笑望着醉汉,似乎在说:再喝一怀吧,你怎么就醉了呢?还有《三尺钟馗剑,万户纳吉祥》中的钟馗,红袍飘曳,手拔利剑,即将出鞘,让人顿感剑风飒飒,鬼魅岂能不魂飞魄散!
周伟钊的画,讲究一种文学性。他善于截取一个典型画面,能让人感悟到他叙事话语的完整性。他把一个长长的“故事”凝聚于一个短暂的时空,却让人读出他叙事的长度和力度。如《小红低唱我吹箫》,一个文士吹箫而坐,双眼却凝视着一边唱歌一边弹琴的歌女,身边是深沉的蕉叶。这使人想起宋代著名词人姜白石和歌女小红的缠绵故事。歌女小红是诗人范成大赠送给姜白石的,画家画的歌女和姜白石曲和心谐的充满恋情的场景。姜白石曾写过一首《过垂虹》的诗:“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此画选取诗中的一句为题,但表现的却分明是得到小红后在家中的一个生活场景。
另一方面,画家在题款上,也体现出他的文学修养。他喜欢读书,特别是古典诗词,所以在题款时,能根据画面,或自作新词,或活剥、借用古人的妙句,使之升华画意,突出题旨,文字与画面相映生辉,互为补充,形成一种让人陶醉的感染力。
周伟钊是耐得住寂寞的,有定力,也有耐性,那些人与人之间莫名其妙的小是小非,既不达于耳,也不出于口。他能恪守一份宁静,有一颗平常心,处静则生慧,得平常心则得大觉悟,再如此坚持不去,定有更多的好作品奉献人世,此为朋友为幸,亦为世人之幸也!
 
(作者简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湖南省美协会员、炎帝书画院副院长。)
 
        通信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南湖塘邮政所信箱(412000)
 
 
寄情象内   神游物外
——周伟钊的绘画刍议
文/余建军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流派纷呈的中国画发展进入到一个大时代的艺术综合时期,它呈现着对原始艺术、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及民间艺术的融会贯通,时空之大却令人茫茫然,范围之广更须自问路在何方。而植根传统,求新图变,实现独自的艺术风貌仍然是这一时期艺术自身规律的要求。如何选择各自创新的座标点,则需要“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睿知与灼见,更需要“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苦修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这个“青山”就是要重建属于自己艺术特征的语言形式,它是用艺术语言符号编织的心声,是学识修养与激情的载体,尽其发挥而成体系。而著名画家周伟钊的人物画正是炼狱之后的大彻大悟和大自在的艺术感受中塑造了具有自家面目周家样式的艺术语境。他所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诗意与古典情结交相辉映的人文景致。
在当今一些重实利的人们进一步追求更大利益的时候,周伟钊却进行着冲破物质遮蔽的超拔思考。在他重来,人生苦短,如若跌入了掠夺纷争的物质深渊,就如同夜雾中的困兽迷羊,离自己追求的目标会越来越远,他很清楚,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年代,他们这代人缺少的是什么,所以他一直在补课,从美术史到各种有关绘画传统的技法、论籍,以及古典文学中补充养份。周伟钊有着扎实的写实功底,早年曾画过油画、水粉,并从事过大量连环画的创作。而他的国画人物近年来一直为画界所推重。
周伟钊的作品中追求的是诗意的升华,抒发的是闲雅的心境,故多以高人、雅士、贤达、智者为取象。他们或引箫抚琴、或品茗对饮、或凝神冥思、或山居修读、或对花而暝……笔下的人物删繁就简,夸张变形,瘳瘳数笔,形神备赅,亦庄亦谐,颇含机锋,作者试图塑造一种超现实的逍遥境界,或者说宣泄心灵的不羁与旷达。重神韵、重意象、重情调,这是“文人画”的风貌品格所在。在周伟钊的作品中阐释着是一种超尘脱俗、儒雅高拔的胸襟和气度。
应该说,周伟钊是一位沉静多思的画家,早年的油画、水彩的涉猎以及大量的连环画创作使他在中国画中驾轻就熟,他于文学上的修养和大量于现实生活的体验,加上他于中国画上的长期浸淫使他在艺术创新的道路上找到了具有他独特个性的艺术坐标。而这些则体现在他于创作中发自内心的寄情象内而神游物外于整体上把握了深层传统之后寻求突破和完善的进取。周伟钊长于以漫画式的人物和简笔山水相融,以古拙、含蓄、夸张和简洁的笔触描绘出自己的精神家园。以内含机锋的跋语,传达出具有禅意的人生智慧。在他的作品中关云长的忠颜义色、济公的疯颠和刚正、文士的飘逸高洁、钟馗的正义凛然……,诸如此类,无不跃然纸上,他不仅吸收和秉承了传统文人画中丰富的文化营养,并将俗文化中的幽默诙谐因素引入文人画书卷气中,使正襟危坐的文人艺术不断包含着现实的生活经验,而这也正是周伟钊艺术创作的高明之处。他与作家黄勇合作的新闻画,黄勇作文,伟钊作画,以独特视角深入当今社会的万千世界,以辛辣的风格挖掘世间百态,寓教于讽,或实述或谑嘲或夸饰,于尖利中带着令人莞尔一笑的喜剧气氛。此中《迎亲车队》、《堵车》、《饭局》、《陪聊男女》等等,均为日常生活所见所闻,然辛辣的笔触令人在摩挲反复之中,获得精神的颐养。
潘天寿先生曾云:“艺术之常,源于人心之常;艺术之变,发于人心之变。常其不能不常,变其不能不变,是为有识。常变之道,终归于自然。”周伟钊正当盛年,其平和、谦逊,对艺术笃诚执着,其淳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及大朴不雕的美学内涵和形式,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畅神,同时还有更宝贵的东西,那是历久弥新的创造启示和对人性的精神回归。我们也相信在今后的艺术创作中伟钊先生会常变常新,不断精进,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佳作有奉现给大家,让我们试目以待!
〈余建军:著名美术理论家,名人与艺术杂志社社长,总编,周而复文学艺术研究馆馆长〉
 
 
 
古拙清雅  内蕴神秀
——读伟钊先生的画
文/石永芝(著名美学评论家,中央美院访问学者)
 
“自在飞花轻似梦
无边丝雨细如愁”
这是看过周伟钊先生的画作后首先会想到的。
遵《鉴宝中国》杂志嘱,为湖南著名人物画家周伟钊先生近作写些文字,颇愉悦与荣幸。
周伟钊先生潇洒旷达,出名甚早,曾参加了第8、9、10届全国美展,屡摘殊荣,为湖南美术界翘楚。而他的写意人物画,笔墨典雅,意境高古,得中国传统水墨人物画之精髓。他的很多作品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自成卓然一家,而其水墨人物画多取材于历史典故(如出自宋代词人姜白石的《小红低唱我吹箫》),线条宛转多姿,笔墨清雅,清逸古拙,人物衣纹线条柔美,极富文人情趣,在中国当代人物画界独树一帜。
“落落欲往,矫而不群”。
在这个北方人看来,周伟钊以浪漫唯美且带禅意的古典写意精神追逐古人的生命样态,以如歌的行板吟唱出来,有如晚唐杜牧诗的意味。周伟钊的水墨人物从中国传统写意人物中寻找创作灵感,追求清逸古拙的古典审美情趣,人物造型奇特古拙,内蕴神秀,作为人物点缀的乱山,溪塘,怪石,茶具和乐器,用笔亦平实沉着,充满古意。
南朝谢赫的《画品》中确立了“气韵生动”为第一的评定标准,而周伟钊的水墨人物画就是以气韵生动见长。
他的水墨人物让我们意识到,重视绘画本身的笔墨趣味,追求意韵之曼妙悠远,格调之清新雅致,书卷气之浓郁,在今天仍具有无可替代的审美效果。伟钊先生以传统文人仕女画的创作继承了艺术创作思想的特点,作品强调表现传统的诗书画三结合,重视笔墨情趣,同时又个性鲜明,除风格面貌自具特色外,他非常注重为表现题材寓有较强的思想性,构思切题又精巧细腻,不落俗套。
我觉得周伟钊作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迹的栩栩如生,取代了物象的栩栩如生。西晋陆机语“浮天渊以安流”,不虚也。
周伟钊作品(如《寒秋写荷图》,《大饮花下酒,梦里亦风流》,《风柔夜静月光好,轻步幽楼蜜语多》)的形式感无疑是强烈的,以致形式感渐从自然状态中剥离了出来,笔下的物象不仅真实而且因形式感强化凸现了一种疏离迷幻的感觉效果,还仿佛有一缕缕淡淡伤感迟暮的痕迹。通造化之妙,齐造化之功,向来是中国文人极尽向往和探究的至高境界。境界是人格的体现,是学养的体现。伟钊先生怀着一种纯素若雪的自矜,内心清净,故笔下无浊气,洋溢着空明禅意,恬淡静好。
“待客啜名茶,
  心闲适旷达。
  知已情如旧,
  相逢每醉还”。
这就是我观赏周伟钊作品视觉的逻辑起点。
观伟钊先生的高士仕女作品,有一种岁月静好的安祥。他笔下的高士逍遥自在,而少女清纯、娴雅,似不食人间烟火,且有超越尘世之感。而作为衬景的远山、鲜花、白云,小屋,池塘,老树则水墨酣畅,润泽淡远,不求形似,但求极有趣而酣畅的墨韵。观《鱼儿戏水中》这幅丁亥年的近作,意境静好,水是女性的特征,又是水墨画的视觉焦点,淡是清逸雅致,符号化的古树、奇石、祥云、游鱼展现出一种鲜活的生命的状态。然而细品伟钊先生的高士仕女作品,又使人有一种淡然的惆怅与无法挥拭的寂寞在心底扬起,在此体验如此美好又寂寞的意境。他“每一着笔,心在流水寒烟之外”的笔墨,满足了画家与观者对“愿使岁月静好”(胡兰成语)生活的共同向往。虚谈萧散的书风和凄清诗情相应和,这种情感表现影响了作品的风格与构图,更加丰富了作品的诗意画面。对周伟钊这些典雅,古朴且带有童趣的作品,扑面而来的不仅是笔墨形色这些表层形态的东西,更是一种时光的追怀。
周伟钊笔下创造的各种人物,特别是高仕形象,以其丰富的感情内容和独特的精神风貌,感染和熏陶着人的视觉与心灵。
他的作品通过含蓄而有诗意的画面,传达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某种意义上说,伟钊笔下创造的水墨人物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画精髓的继承与发扬,他在创作中强调笔墨的简约与表现力,注重作品的文内涵与书卷气,情趣盎然,反映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他的水墨人物创作,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心理的绵延,画家或痴迷于传统,或倾心与现代,皆有其性情之源,于新生性情沉静少言,心地淳厚,他画“万物静观皆自得”、“澄怀悟道”,其人也如此,即画其心境而已。
他笔下的老者或于乱山花荫下对酌,或于静默中而悟天地时序,这是中国文人典型的淡泊致远心态,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一种出世的隐逸倾向,陶渊明式的隐居南山下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的文化心理倾向。文人观山悟道(如他的《面壁悟千秋》等作品),赌物思人,高士对酌忘我(如他的《大饮花下醉,梦里亦风流》等作品),物我交融,还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状态。有了这样的文化积淀,伟钊先生的艺术表达可谓游刃有余,他在笔墨的氤氲中求形外之意,会弦外之音,得空外之响,得意而忘形,无言而会心,笔下自然出卓然静气,而无尘俗之病。
周伟钊在绘画中寻求一种古意,意非复古,而是寻求一种气息,细究之,这种气息应该清雅脱俗,格高韵清,这气息不仅来自于题材与笔墨的典雅,更来自于画家的心境,只有人之志趣高洁,画才不会流于浮泛,意蕴丰满,笔墨才有所归依。
周伟钊的作品能给观者及至收葳家带来一种美好,积极向上的体验,因而爱到众多收葳家的追棒。
欣闻《鉴宝中国》杂志将为周伟钊先生出版专辑,以此文贺之。
时戊子初春。
 
周伟钊的文人画及其它(代后记)
                  聂鑫森
老友周伟钊的大型画册即将面世,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因为他刚过知天命之年,未来的路还很长;于他的朋友而论,则是收获一份巨大的喜悦,可以较为系统地欣赏他的心迹和手迹。
大凡后记之类文字,都应由作者自撰,表达他的美学理想和艺术追求,陈述对关心他襄助他的各方面人士的感激之情。大概他觉得这些话,已统统放入他的画里了,正如弘一法师的偈语:“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救我如何说。”
于是,他委托我来写这篇代后记。
其实我在《古典情节的诗意挥写》一文中,对周伟钊的水墨人物画,作过较为详细的评说,但似乎言犹未尽。
记得去年初夏,曾有缘与著名学者、国画家陈绶祥先生晤面于湘东的瓷城醴陵。陈先生之大名早闻,也读过不少他的文章与画作,其人温文儒雅,学识渊深,有六朝人风致。又亲见他以大写意画瓷,逸笔草草,形神俱备,而题款或诗或文,立马可成,称得上是才气横溢。陈先生驻节京华,极力倡导文人画,响应者众。他援笔为此画册作序,亦可看出他对伟钊文人画的欣赏态度。
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对文人画的界定是:“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的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思想”,“首重精神,不贵形式”;所谓“精神”者,“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
陈传席在《评现代大家与名家·林纾》一文中,对这位著名作家、翻译家的画作,颇多佳赞。他说:“中国画是有文化人的事,所以文才是很重要的,而且‘画者,文之极也’,没有文,画的格调也不可能高。”
文人画首重人品、学问、才情与思想,与那些只是在笔墨上斤斤计较的画匠之作,是有天壤之别的。
陈师曾所说“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的功夫”,并不是说文人画就可以不讲究艺术性,只是一味地胡涂乱抹,而是文人画的艺术追求尽去人工斧凿的痕迹,在传统的承接中,广纳百川,铸造出一套融合自身思维、性灵、情感的笔墨技法,呈现出一种随意的无技巧状态,自成一番面貌。其实,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和技巧。历代文人画的大家如徐渭、八大山人、扬州八怪、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既讲究法度,同时又闪耀出创新的光辉。有些评论家,常拿陈师曾这句话来指斥文人画,是毫无道理的。
伟钊的文人画,有思想也有才情,这是勿庸赘述的。同时,在艺术上也是有讲究的,构图的大气浑厚,造型的简洁拙朴,气韵的流转生动,色墨的泼辣大胆,体现出一种思考的锐力与艺术的独特性。他的《八罗汉力图》、《山山都立青天外》、《喝足消魂酒》、《寒秋写荷图》等画作,有大气象、大境界,具备对视觉与心灵强烈的冲击力。他的题款,多从古典诗、文、词、曲中吸取营养,或改造,或新制,往往能升华题旨,与画面互为映照,相得益彰。
王家诚所著之《吴昌硕传》一书中,引用了杨岘对吴让之的评价:“画不从画出,而造诣在诗文金石,积水厚力,能负大舟,是知参上乘禅。”而任伯年则说吴“胸中有才华,笔底有气韵”,强调的都是文人画的特质与潜能。
我对陈绶祥先生这些年来,大声疾呼创造新的文人画的苦心孤诣,十分钦服。而他自身,亦在创作实践中,不断佐证他的理论探求,为许多画家作出了表率。《文艺报》曾以很大的篇幅,推介他的画作,他画山水,画芍药、牵牛花、蔬菜等这些常见的题材,还画手风琴、谱架、工字镐、台灯、口哨、红绿旗等他人不画的物件,笔墨老辣,造型新颖。重要的是他的题款,于诗文中见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苦难感、使命感,见出一种人格的力量、人性的光辉。他的《双兔图》、《伙伴图》、《可师图》、《岁月图》等,皆能让人久久品味,心旌震撼,陷入沉思之中。《可师图》主体画的是一架可调节明暗、高低的台灯,以及辅助物书本、烟灰缸、眼镜、钢笔,题曰:“台灯台灯,所司何职?或昏或黑,长人见识;上下可调,位置可司;有牵有挂,无怨无私。嗟尔台灯,可为吾师。”《伙伴图》之一、之二中的题诗,更是记录了陈先生特殊年代的一段难忘的经历,有血,有泪,有大感概,有真性情。我喜欢这样的文人画。
伟钊的文人画,多以古典的面目出现,在一种氲氤的古典氛围中,却是流淌着现代人的思绪与情愫。那种对大自然的亲密无间,那种对人与人之间坦诚相处的渴求,那种对摒息浮躁后诗意生活的向往……在他的画面和题款中,曲曲折折、委委婉婉地表述出来。所以,他的文人画,既有对悠久传统的继承,又有他不同于他的表达方式。
这篇代后记,其实是在阐述我对文人画的管见,而论及陈绶祥先生的文字,无非是想说明他的主张和实践,已经得到许多人的首肯,而且身体力行,除了伟钊,还有更多的志同道合皆在振臂响应,这真是中国画坛之幸!
我曾赠伟钊一首七律,录之作此文的结尾吧:
 
同为报人亦友人,感君峭峻逞才情。
古典襟怀知已赏,新鲜笔意格局成。
棋枰落子松风静;坤扇遮颜烛影重。
仕女名贤皆入画,清纯正可净红尘。
 
               2008年5月22日于株洲无暇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