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总会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发出感叹——这不是一个好的时代！面对价值观的不稳定，安全感的缺失，或许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将更加深入。但这个时代有一点让人欣慰，出版业由于科技的进步，而显得特别的发达。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以前觉得非常稀缺的书籍，比如中华书局那套《历代史料笔记丛书》，从古代一直到晚清民国，成为正史阅读的佐物。在人们太多的兴趣点在野史轶闻时，去读读《资治通鉴》之类的正史，感受一下庙堂的正气，也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更增加对传统文化中弘扬正大光明精神的信心。于是我们会说：“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有这么多好书可以阅读。”
我揣摩古人出书的意图：说低一点，是诉说者为着基本的交流欲望；说高一点，是“为往圣继绝学”。现在人文类图书多少还有点“为往圣继绝学”的理想，画册估计大多数属于“诉说者的交流欲望”罢了。如今，那些寻找美、发现美的画家，会蓦然察觉，自己的画册为什么这么难看？
在世的画家出全集还不是太多，而“疑似全集”已经比较普遍。我为什么说是“疑似全集”呢？厚厚的几大本，身体稍弱者或许扛不动。为了增加画册的厚度，其中与画家有关的资料应有尽有，从童年的照片、中学的菜饭票、大学下乡的火车票，到文代会的代表证等等不一，琳琅满目，自己给自己梳理半天，最后作品除了在当代可以赚点钱以外，其他真没有供未来研究的必要。假如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想到未来这些“疑似全集”的用处的话，估计未来的社会学家会以此为文本，研究这个时代的社会现象——那个不远的年代，画家为什么急着给自己总结？我也试着想过，用如此大的财力和物力的意义：一、画家强大的历史使命感，问题是历史的书写不是有使命感就行的；二、画家自己不自信，先编个疑似全集，让它既成事实，问题是既成事实也不一定就是历史；三、盲目的艺术品市场的利益驱使；估计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为什么全集的编辑如书写历史一样要留给未来？隔代修史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究竟这位画家留给历史什么意义？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我花自己的钱关你什么事？”我会小声说：“为造纸张而伐去的森林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印一套扛也扛不动的“疑似全集”，就会砍掉一片森林，市场的诱惑总让我们失去理智，做一些有悖常理的事。其实隔代修史的好处就是，假如真有值得为之编全集的画家个体，由时间的力量去芜存精，我们的选择和取舍会更加清晰，留下更为值得传承的作品。
画册基本是由前言、画家照片、简历、作品、后记组成。画家出画集流露的是基本的表达欲望，作品的好歹暂不去评论。现在画家的画册为什么这么难看？问题都出在作品以外的部分，主要是前言和几篇有关的评论，本来躲都来不及的名人抬轿子、领导捧场的俗套，经常会出现。看别人画册的时候，一眼就发现，自己还是要往这个套子里钻。
最近看《海上学人》（吴中杰，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附录二，有一篇骆玉明写该书作者吴中杰的文章，讲吴中杰与老一辈学者苏步青、周谷城等为“文革”牛棚的“棚友”，“文革”后周谷城给他写了一张条幅“博大精深”，吴中杰看后觉得不妥，这个内容怎么挂得出来！周知道后给他重写。随后不久周谷老当了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吴中杰先生觉得家里挂着一幅人大副委员长的字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连同前一幅一起束之高阁。这则故事多少可以让人感到书生意气的可爱，士人风骨的可敬。而现在，作为追求美、创造美的画家，反而在出画册时，又不把自己当成士人了，这也是当代画家画册为什么“难看”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民美术出版社是美术图书出版业的老大，引进台湾“锦绣”的“大红袍”，最初是一个不错的品牌，几乎是以“个案”的形式展现近代美术大家的风貌，可谓一场阅读的饕餮盛宴，特别是还有一些算不上大家，但仍然值得让人们记住的民国前辈如汪慎生等，以如此规模的整理结集，方便研究者查阅，真是福泽后世的好事。虽然是品牌，但也有它的瑕疵，每一页的作品图片只有题目没有尺寸和创作时间，阅读一些有兴趣的作品，还得自己从后面的目录页把尺寸和时间一一抄写到作品页，才可供比较。瑕疵总归是瑕疵，但一个好品牌的没落并不是瑕疵导致的，而是后来从近代走向现代，甚至当代，入编画家把关不严鱼目混珠造成的。记得小学语文课就学到“外延”和“内涵”的关系，当一个梳理近现代中国画家的画册出版品牌，出现并没有太多历史价值的画家名单，再出现“大红袍”之外的“小红袍”，还有疑似“大红袍”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钧瓷作品集”，以及画家以自费出版的方式套上与“大红袍”一模一样的假红袍，真是为一个品牌的流失感到可惜！当然这只是从出版的角度谈论问题。站在画家的角度，假如是喜欢这个红色的装帧，或者参考一下也就罢了，但如果煞有介事地垒成一摞，其中有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李可染、陆俨少等，再加上一本自己的“红袍”，拍成照片刊发在媒体的画家版面上，不知道是欺骗自己还是欺骗老百姓。由于利益的侵蚀，一个好品牌的流失或者被流失，岂止人美社的“大红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代就停刊的《美术丛刊》和被画廊买断一段时间因品质降低而淡出视线的《艺苑掇英》，已成遥远而美好的记忆。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出版机构逐利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是应该的，但面对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时，出版人在赢得利润的前提下，对社会的公共责任应有最基本的思考；画家是否又仅仅以商业宣传为目的而夸大其词，出本“大师”级的豪华装帧画册来自欺欺人罢了？
（作者系中国美院教师）